位于南海市丹灶镇，是清末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的故居，一厅二廊二房，面积81平方米，凝重古朴。

从南海桂城乘汽车沿桂丹路向西行，经丹灶工业大道转入苏村，约40分钟就可以到达康有为故居。咸丰八年二月初五（1858年3月19日）深夜，南海县伏隆堡苏村（旧名银塘，今属丹灶镇银河管理区）敦仁里一间普通的一厅二房两廊青砖镬耳屋里，一名男婴呱呱落地。男婴的父亲康达初十分高兴，当即写信向远在钦州任学正的父亲康赞修报喜，请他为孙儿起名。康赞修接报喜后，欣喜万分，为孙儿取名“有钦”，并写下《闻长孙有钦生》七律一首：“旧切孙谋望眼穿，震雷未发巽风先。慢将璋瓦猜三索，湖报丧胡话以前、忽报桑弧画一乾。画省孤灯宫独冷，书香再世汝应延。可怜大母含朝露，空话含饴慰九泉。”诗中表达他希望孙儿延续世代书香，并安慰去世不久的妻子。由于南海与钦州相距千里，交通不便，家书往来颇费时日，康氏家族急切盼望婴儿早日有个名字，伯祖父康学修给他起名“有为”，希望他今后“大有作为”。等到祖父的信到达时，家人已叫惯“有为”，便没有用“有钦”的名字。
　　　　康有为出生在"世以理学传家"的官僚地主家庭。在"西学东渐"的年代，青年时代的康有为博览群书，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民真理的艰苦历程。1895年，中日甲午战争战败，清政府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耻辱，康有为联合各省1300多名应试举人上书光绪，请求拒签各约，提出"迁都、练兵、变法"的主张，史称"公车上书"。其后，康有为与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组织学会 ，建立学堂，创办报刊，广泛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。
　　从1888年至1898年，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，设计了一个以君主立宪为主体的救国方案，反复申述和论证了他的政治主张。在翁同和等支持下，光绪在1898年6月11日颁布"明定国是"诏书，宣布正式变法。慈禧太后在是年9月21日发动宫迁政变，囚禁光绪，重新垂帘听政，并下令捕杀康有为。"百日维新"被打入血泊之中。 　　流亡海外的康有为16年间周游列国，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案。然而，迷信皇帝的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，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论战，1917年更参加了张勋复辟，写下一生中最大的败笔。他在晚年完成的《大同书》中，描绘出一个东方式的乌托邦："无邦国，无帝王，人人相亲，人人平等，天下为公，是谓大同。"
　　对康有为，史学界有着不同的评价。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中，毛泽东将其称誉为"先进的中国人"，他说："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"由于康有为诞生在南海，世人更尊称他"康南海"和"南海先生"。

康有为拜师朱次琦

　光绪二年(1876年)，康有为在广州参加乡试落榜，祖父康赞修把他送到南海九江礼山草堂，拜大儒朱次琦为师。
　　朱次琦是南海九江人，道光年间进士，咸丰年间任山西省襄陵知县，为官清廉，政绩卓著，因官场腐败，弃官回家，在九江创办礼山草堂，收徒讲学，过着清苦的教学生活。当局多次请他出来做官，他始终弃绝官场，专心讲学。朱次琦高风亮节，博学多才，为世人所尊敬，人们尊称他为九江先生。康赞修与朱次琦是挚友，赞修曾先后将儿子达初、侄儿达免、达节以及侄孙有霖等送进礼山草堂，现在又将嫡孙有为托付次琦。
　　次琦受挚友之托，对有为悉心教育。有为初到礼山草堂，次琦就以《五代史史裁论》为题，考他的学识根底。有为模仿《史通》的体裁，博引群书，加以议论，一口气写了二十多页，受到九江先生的称赞。在礼山草堂，有为天未亮就起床学习，直至深夜才睡觉。他主要阅读儒家的书籍以及经说、史学、掌故、词章等，每天读书的厚度以寸计，有时一天读十几本书。他常与礼山草堂的高才生简朝亮、胡景棠等讨论学术，互相启发。
　　是年12月，年仅19岁的康有为在长辈的包办下结婚，新娘张云珠(字妙华．大杏村人)比他大3岁。按照当地的风俗，成亲当晚，亲友可入新房戏弄新娘．但有为坚决拒绝这种陋习，令众亲友不欢而散。新婚不久，有为又返回礼山草堂继续埋头苦读。
　　光绪三年(1877年)5月，连州洪水暴涨，有为的祖父不幸被洪水吞没。有为悲痛欲绝，回家奔丧，与叔父们一起在棺前结草庐守孝，百日内不吃肉食，孝服不离身，直至年底祖父下葬为止。由于康赞修曾任连州训导，又在连州殉职，因而后人尊称他为“连州公”。
　　翌年，有为回礼山草堂学习，攻读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尔雅》、《说文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杜诗》以及天文、地理、算术、乐律等书籍，随时向九江先生请教。有一次，他闭目伏在案上，案头倒放着一卷《三国志》，被九江先生发现，九江先生用指头敲击书案，幽默地批评说：“你在闭目倒看《三国志》吗?”有为霍地起立回答：“是！”接着把那倒放翻开的两页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。
　　有为善于独立思考．不盲从师长，不迷信权威。有一次，九江先生带领弟子过西江瞻仰苏东坡当年南贬肘遇风泊舟处的古迹，惟独有为不愿同往。同学问他，他说：“逆流之舟，何用瞻仰?我要看的是王荆公的改制台。”表明他敬佩王安石变法的勇气。同学们以为他执拗，送给他“拗康”的绰号。九江先生非常推崇韩愈的文章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《原道》。有为研究诸子学说以后，认为韩愈道术浅薄，不值得推崇，向九江先生陈述自己的看法。同学们看到康有为竟胆敢批评唐代大文豪韩愈，提出与老师相反的意见，都责备他太狂妄，讥笑他为”狂生”。
　　康有为在礼山草堂3年，在朱九江先生的指导下，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历史、哲学、文学，受到很大的教益，然而，他试图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，还没有找到答案。光绪四年(1878年)冬，有为辞别九江先生，返回苏村，上西樵山学习、思考，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。离开礼山草堂后，他对九江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和怀念。光绪八年(1882年)，朱九江与世长辞，有为执弟子之礼奔丧，以后常去扫墓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．有为撰写《朱九江先生佚文序》，文中写道：“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，未之有比也”，盛赞朱九江先生的德才。